前言

　　中国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其中尤以中国经贸的快速发
　　展引人关注，所谓“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个巨大包容性发展平台，旨在构建对话与合作的国际关系，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来推进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同时，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决定了全球财富的流动方向，纵使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在当前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为被“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TPP〔1〕）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拒之门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机会和可能，通过重构国际经贸、金融和投资规则助推沿线国家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进而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统筹改革开放、协调区域发展的全新布局，更是打造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五通”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巨大机遇。2019年4月，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提出：2013年至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6000亿美元，年均增长11.9%。“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应注意防范和化解风险，如地缘政治风险、民族宗教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和环境社会风险等，其中环境风险常常成为其他风险的诱因或导火索。
　　近年来，全球环境治理形势日益严峻，国际投资中的环境风险正在成为影响投资安全的重要因素，2011年的缅甸密松水电站被搁置就与中国企业对早期环境风险应对存在不妥之处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环境资源压力不断增大，而且沿线国家的环保能力、环保技术、环保设施和环保投入等存在严重不足。结合中国过往投资中的环境问题引发的经验教训，环境问题一直是国际各方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一些环境问题还存在政治化的情形，导致中国企业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也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一直坚持生态文明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先后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等，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提出了重要指导和部署，体现了大国自信与历史担当。中国企业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形象大使，应坚持合法合规经营，注重环境保护，避免因损害生态环境而失去沿线国家人民的支持。基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现实需要，以中企境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为导向，反思中国企业当前境外投资环境风险应对机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指出境外投资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一带一路”纵深推进的瓶颈之一，如何约束中国企业的海外环境行为和防范现在环境风险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企业环境责任属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CSR)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通过梳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理论脉络提出企业环境责任中缺乏资源和权益互换对象，企业自身也无法从良好生态环境中受益，并且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提出应该重构企业的环境责任理论。同时本书还运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东方哲学与理念对企业环境责任进行理论重塑，提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是其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这一命题。
　　在内容上，本书坚持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理念，分类综合构建企业的环境责任规范。本书一方面建议推进“软法”规范规制体系，对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准则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等，强化环评等预防性规范，制定环境风险评估行业环境标准和操作指南，努力获得东道国的“社会许可证”；另一方面建议提升“硬法”规范体系，对非金融类企业，应将已出台政策文件中规范境外投资和环保的制度设想具体化，强调公众参与，注重环境信息的公开性和完善性。对金融类企业，要借鉴赤道规则、世行等环保制度，约束借贷双方环境行为，基于银监会2012年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等，制定和完善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制度，构建环境风险管理机制。
　　在实施机制方面，本书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构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建设的环境责任规制机制。在尊重东道国主权的基础上，以负责任投资态度强化其环境能力建设，在交流与合作中推进中国标准的引入和应用。同时，确立我国环保法的域外适用原则，完善境外投资的环保法律法规，提升法律层级和约束力，确保国内法院管辖权和威慑性。在国际投资法框架下推进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范和约束，明确中国对境外投资环境监督责任。借鉴世界贸易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环境条款，但也不能一味照搬西方模式，应结合沿线国家特点，探索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嵌入环境条款的中国模式以规制中国企业境外环境行为。简言之，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构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建设的环境责任规制机制。同时，可以尝试在中国和沿线国家之间构建环保联络点机制，及时、高效和私密化解环境风险和解决环境纠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构建中国向外发展新名片。
　　总之，本书以“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为研究对象。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环保教训进行系统整理，结合沿线国家发展实际和发展需要，对来源于西方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进行回溯、分析和再构，以期找到能被中国企业广泛接受和符合沿线国家发展需要的企业环境责任规范及实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