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写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思考那些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长久以来，医生以“视病如亲”的心态悬壶济世，而患者也常以“华佗再世”、“仁心仁术”的感恩心情回报，医患关系极为融洽。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令人称道的医患关系已经日趋淡薄，更有甚者，医患双方反目成仇、对簿公堂。之所以医患关系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绝非因为作为医疗服务对象的患者在生物属性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其社会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典型的标志便是患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膨胀。这就要求作为未来医生的医学高等院校学生必须洞察这一变化，并感悟医乃“仁术”，更是“人术”。

　　现代医学模式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社会全面综合的水平上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反映了医学技术的进步，从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对人的尊重，标志着医学道德的进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加重视人的社会生存状态，从生物与社会结合角度理解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

　　医学与法学横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这就必然导致精通医学者难以精通法学，反之亦同。但是这两种专业却都是对人的研究，因此二者必然发生密切联系。特别是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社会个体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医疗行为相关的法律问题必然成为社会公众和医学界人士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作为一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医务人员必须在济世救人与法律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必须对医疗法律关系中诸多基本概念重新认识。然而，我国传统的医学教育往往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最终使得医务人员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不是知识，所以无法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不是能力，所以无法锻炼。但我越来越感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是一种感悟，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共鸣,一种内心世界与人文社会科学精神趋同的价值观。而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应当就是让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逐步去感悟和最终形成这种价值观，因为这才是一名医生必备的素质，也是一名医生“永不被告”之关键。我经常提醒自己，尽管自己是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但必须让学生感悟法律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因为对今天已经处于惊弓之鸟的“医学生”，我非常害怕他们被医学界目前颇为主流的价值观和高深莫测的法律知识引入歧途。西医产生于西方之文化、西方之文明、西方之社会土壤，而西方人长期受到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熏陶，历经法治思潮的洗礼,希冀正义和追求自由较东方人更强烈一些，也正由于西方自由传统观念浓厚，文化开放性程度较高，正义的传统内涵相应地更加丰富、多样。东方人长期处在封建专制文化的压榨下，人们的自由、正义观相对贫乏一些，尤其东方人从法学层面来理解正义的内涵显得比较迟钝。所以我们要给医学生补课，补上以人为本，以患者权利为中心的一课。

　　首先，应当让医学生知道医生与患者的利益的统一性。因为今天的医生明天也会成为患者，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规则、态度对待患者，明天迎接我们父母、子女和本人的同行就会遵循怎样的规则和态度。其次，应当让医学生明白医患法律关系维系的基石是信任。可以说，信任对于医生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如果你多花些时间去安慰患者、聆听患者、帮助患者，你就一定会得到他的信任，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融洽了。第三，应当让医学生了解患者的权利，因为如果说人的生物属性体现于每一个细胞，则人的社会属性则体现于每一项权利。只要你维护了患者的每一项权利，你的职业就是安全的。第四，应当让医学生了解职业者的注意义务，了解为什么美国人称之为“小心的责任”，日本人称之为“良父义务”。因为职业者经过训练就要比患者在临床安全方面更有“预见力”，而预见到“风险”之后职业者经过训练就要懂得，我必须首先“告知”患者，其次我要比患者更有办法，立即采取措施避免“风险”的发生，或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只要你做到这些，你的职业就是安全的。

　　医事法(修订)前 言 本书在撰写中引入了“基于问题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也称作问题式学习)的教学方式。PBL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医学教育，先后在60多所医科院校中推广、修正。现在，更多的院校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或教学改革，包括教育学院、商学院、工程学院等以及一些高级中学。PBL 1969年由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目前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PBL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疑难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合作来解决真正的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本书的每个章节都针对这一章的主题选择了社会中医事法领域的 1~2 个“疑难问题情景”，希望教学中以学生通过自学、讨论等主动学习方式为主，而不是传统教学中强调的以教师讲授为主。我们极力将学习与社会热点、难点的医事法问题、难题挂钩，让学生们投入到问题情景中，鼓励他们自主探究，激发和支持他们的“自由思维”、“质疑精神”和“辩论意识”，从而加深对每章前一部分知识学习的反思。

　　我要由衷地感谢以下老师，他们为本书的编写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期完成了各自承担章节的撰写工作：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张雪(第2章、第12章、第17章)、昆明医学院的邓虹(第5章、第7章、第8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彭君(第9章、第10章、第18章)、新乡医学院的韩冬(第11章、第14章)、第二军医大学的徐青松(第21章、第25章)和王自力(第13章)、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冉晔(第16章)、中国政法大学的刘鑫(第26章)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杨健(第19章、第20章、第22章)。另外，本书主编王岳负责第1章、第3章、第4章、第6章、第15章、第23章、第24章的编写工作。

　　本书作者相信，伴随着我国医学教育逐步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伴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不断完善，伴随着我国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伴随着医患之间重新恢复坚固的信任关系，医患关系应当会恢复成为最融洽的社会关系。作为医生也会像希波克拉底誓言所云：“感受到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