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英国浪漫主义是发端于18世纪末，终结于19世纪30年代的一场文学运动。学界通常把华兹华斯在1798年发表的《抒情歌谣集序言》看作其滥觞，它的产生与当时欧洲的意识形态巨变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巨变被美国大批评家亚伯拉姆斯(M. H. Abrams)称作“时代精神”。

　　那么这种“时代精神”(德语为Zeitgeist)究竟是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法国大革命及其背后一系列启蒙主义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为反对蒙昧的宗教迷信、腐朽的教会和专制的旧制度(法语为ancient régime)在他们的诸多著述和言论中所表达的当时最先进的人类思想。

　　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浪漫主义是遍及全欧洲的一场运动，把此时兴起的新观念与欧洲的整个思想体系放在一起讨论，是完全行得通的。”①

　　亚伯拉姆斯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1971)一书，就是把英国浪漫主义与欧洲当时的哲学思想体系联系起来探索的学术巨著，至今仍有极为珍贵的参考价值。

　　曾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浪漫主义是向中世纪的怀旧复古倾斜，比如海涅曾给德国的浪漫主义下过这样的定义：“德国浪漫派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诗情的复活。”② 这种认为浪漫主义是复古情调的看法，显然并不适用于英国浪漫主义。艾登·戴伊(Aidan Day)在《浪漫主义》一书中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把德国浪漫主义看作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倾向和针对法国革命的反动，这倒更为合适。

　　相反，英国浪漫主义的大多数作家都曾经或一直积极关注时政，民生和国家大事。浪漫主义并非多愁善感的“遁世文学”。(当然，有些次要诗人或早夭诗人也写过一些复古怀旧的作品，如托马斯·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但他们并非英国浪漫主义的主流。)

　　如果要说英国浪漫主义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表征的话，编者以为，首先进入人们头脑的就是它对人类精神的肯定。这是与英国17、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针锋相对的，是对物质主义和机械论的抵制。而在浪漫主义诗人看来，人类精神中最高尚的不是理性，而是想象。布莱克曾断言：“想象的世界即永恒的世界。”济慈也说：“我唯独确定的就是心灵感情的神圣和想象的真实。”(I am certain of nothing but the holiness of the heart’s affections, and the truth of imagination.)

　　其次，英国浪漫主义与当时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也有很密切的联系。布莱克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私交甚密，都对英国当时腐朽的国教安立甘教派深恶痛绝，还暗中给潘恩通风报信，使他及时逃离了英国警察的追捕。拜伦曾投笔从戎，毁家纾难，帮助希腊人民推翻奥托曼帝国对这块西方文明源头国度的野蛮统治。他写的《哀希腊》一诗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雪莱尤其崇信《政治正义论》的作者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的学说，甚至成为他的女婿。早在他牛津求学的少年时期，雪莱就公开发表了《无神论的必要性》小册子，并拒绝学校当局要求他撤回自己观点的命令，因此被开除学籍。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都深受《圣经·新约》中《启示录》的影响，把当时欧洲大陆的革命巨变看作世界末日的预兆和一个新世界来临之前的阵痛。例如，当时的激进派哲学家、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在1791年发表了他回复柏克《反思法国大革命》的书信，宣称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是两千年前被预言的普世幸福与太平的开端。华兹华斯在其代表性长诗《序曲》中曾如此赞叹道：“在那破晓时分活着就是至福，而年轻时代就是天堂!”(Bliss was it in that dawn to be alive, / But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诗中的“破晓时分”指的就是法国革命后新时代的降临，而华兹华斯当时正是在法国求学的年轻学子。

　　亚伯拉姆斯 (Abrams) 在其名著《镜与灯》中把浪漫主义界定为“表现说”，与新古典主义的“模仿说”相抵牾。书名中的“镜”象征着模仿说，而“灯”则象征着表现说。对这种表现说最好的解释，莫过于赛亚·柏林的话：“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活着就是要有所为，而有所为就是表达自己的天性，表达人的天性就是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③ 因此，作者的自我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张扬，而社会陈规旧俗对个人的约束与作者表现自我的迫切需求，这两者间的张力就成了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的一大特征。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对自然的崇拜与热爱，早已被诸多评家论述过了。华兹华斯对英国湖畔风景的描述脍炙人口，并且促使国内有些研究者把他的诗歌与陶渊明的山水诗做比较。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浪漫派的自然诗是深受宗教的影响的，自然并非僵死的物质，可供人类去贪婪开发获利，而是有着泛神论意义的、能与人类有心灵交流的一种中介，它是一种积极的“能指”，以具体的意象把诗人的观照引向那超验的、玄学意义上的“所指”。近年来生态批评也从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角度去研读浪漫主义的诗歌，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

　　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英国浪漫主义典型特征的论述不能充分展开，希望读者在读完了本书中的选篇后自己再去独立探索。

　　文学史上通行的做法，就是把英国浪漫主义分为老一辈作家，即所谓的前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和“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S. T. 柯尔律治和骚塞，和“年轻一代的浪漫派诗人”拜伦勋爵、雪莱和济慈。另外，比较著名的浪漫主义散文作家也有诸如查尔斯·兰姆、威廉·黑兹利特等。近年来，西方学界比较注意发掘被湮没的女性浪漫主义作家，如本书所收录的安娜·莱蒂茜娅·巴博尔德、夏绿蒂·斯密和玛丽·罗宾逊等。

　　当前国内英国文学的教材数量甚多，但专门针对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教材则不多见。这本教材就是针对这种需求而编写的。本书中所选的材料均为课堂上反复教过多轮的，并且为了方便读者，添加了详细的注释。本教材中的文本均选自国外权威版本，注释也参照了多本国外教材，希望对读者理解有所裨益。

　　在本书出版之际，编者首先要感谢自己的博士时期导师，北京大学英语系已故教授赵萝蕤先生。是她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教导我求真务实的科研与教学态度。其次要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对本教材的出版资助和前期的项目资助，也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和英语学院为本教材出版提供的各种便利，最后要感谢编者教过的历届研究生，是他们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使我了解学生的需求，因而使得本教材更贴近教学。

　　最后，编者祝愿读者在这喧嚣浮躁的时代能从这本小小的书中获取心灵的宁静和灵魂的慰藉。